14万便利店柳暗花明

“开门第一单生意就是来买烟的。”

　　上周一，周倩婷回到东莞市万江共联社区，重启了关停半个多月的便利店。

　　平日里喧嚣的街道依旧冷清，她用力推起卷帘门，飘起一阵尘烟。进店第一件事先用消毒液清洁每个柜台，擦洗地面，为了迎接这天开张，她还特意囤了很多口罩。

　　街上行人寥寥，好在有群老客户一直期盼着她的回归。虽然分不清口罩下是谁的脸，但熟悉的声音和笑容又都回来了。

　　和周倩婷一样，因疫情而停摆的便利店主们正在陆续回归，一些便利店主甚至在疫情期间24小时坚守着。当卷帘门拉起，灯光点亮，它们成了生活基本保障，和城市人在疫情中的一份精神慰藉。

　　数据显示，截至2月20日，国内便利店平均开业率达到80%左右，这场回归也让便利店们面临了两难境地——房租、人员工资等固定费用压力山大；另一边开门营业还要预防着安全问题。

　　一场疫情，让这些扎根于城市零售细胞，集中爆发出了些许矛盾，有着强大供应链支撑的日系便利店崭露头角，维持着传统经营方式的夫妻老婆店们面临更多压力，但互联网还在用不同方式带给这些小店们新的转折与契机。

　　便利店回归，意味着各种考验，不单是给予，也是自救。

　　“不开门的每天都是坐不住的”

　　在疫情期间，比烟民们买烟更焦急的，就数便利店主们。

　　“周边的人走的越干净，我离开的越不放心。”在东莞市太和路经营便利店的刘彤华说。他的便利店经营面积有180平米，平日里一天的流水有5000元左右，毛利率达20%。

　　便利店这种小型的零售业态，大多开在临街商铺或者社区内，缺少商业综合体一样的集中管理和安保系统，商品摆在店内，发生偷抢事件的概率很高。

　　太和路周边以工厂为主，生活和工作的也大多是外来人口，春节一来，工人们回了老家，受疫情影响，临近2月底了，复工大军也还没真正回来。

　　原本计划大年初四就开门的刘彤华，将开门时间推迟到2月份。这是他度过最长的春节，不营业就是净亏，他自然内心焦急。

　　周倩婷的便利店开在小学附近，周边还有很多工厂职工的宿舍，闭店期间，她觉得每天都是如坐针毡。

　　“太闲了，还是怀念平时忙碌的感觉，很多老客户一直在微信里问我什么时候开门。”

　　除此之外，店里的食品保质期也像倒计时一样，时刻悬在店主们心里。

　　牛奶、饮料和食品是刘彤华店里主要销售的商品，为了在保质期间出清，他想了很多办法，比如买一送一，或者打折出售，但几天下来，效果并不明显。

　　“这段时间大家消费很谨慎，如果不是生活必须品，大家宁可不买。”

　　去年，刘彤华的便利店接入了天猫超市，疫情下可以通过外卖平台多出一条渠道，并且平台对小店卖不完、在保障范围内的商品可以申请理赔。

　　刘彤华告诉我，复工后，店里的销售情况有了很多变化，往年这走亲戚时买的礼盒、整箱饮料，反而是米、面、油等基础物资消费变多，很多非食品类的商品比如洗手液、消毒液等逆势成了明星产品。烟和泡面也成了复工以来最好卖的商品，这也让他不得不改变进货策略。

　　“周边的人流量没有恢复，店里的销售就很难谈得上起色，进货更要谨慎一点。”

　　便利店也需要安全感

　　周倩婷的店平常要到后半夜2点多才关门，如今她晚上11点多就选择闭店了。

　　“身后的大排档不开门，晚上的客人都没了，开太长时间没意义。”

　　80后的周倩婷是这条街上最年轻的便利店老板，她的店靠着丰富的网红零食火遍整个社区，很多商品也主要迎合年轻人的口味。

　　复工后，如何继续维系网红食品的供应成了挑战，很多当地经销商都不派送了，她只能在零售通上采购，要么自己开车去拉货。

　　“看到她的店又开门了，我觉得心理踏实很多，好多想吃的东西终于有地方买了。”一位老客户如是说。

　　实际上，便利店复工是一种两难选择，给了消费者安全感的同时，店主们也需要安全感。

　　对于周倩婷来说，消毒液、口罩、防护镜是她每天到店必备的东西，赚不赚钱都不是最重要的，生命安全才是根本。

　　“我们这份生意的风险就在这，你控制不了顾客来自哪里，接触过哪里，只有自己做好防护。”

　　安全之外，房租物业成本是便利店主们最为担忧的部分。

刘彤华的店每月租金约6000元，不复工，这份房租就要硬扛，但复工后，每天的流水最高也就1000元，收入不及平日的四分之一。

　　刘彤华希望，特殊情况下，相关部门也能出台些帮扶措施。“国家虽然有相关的减免政策，但针对个体户的只是倡议。”

　　便利店是整个零售业态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，来自中商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显示，2019年，中国便利店门店数量约为13.5万家，较上一年增长10.3%，预计2020年门店数量将接近15万家，总销售额达2800亿。

　　去年底，刘彤华本来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，就是今年再招聘个店长，做大规模，增加一些新的运营思路，但疫情来袭，所有的节奏都被打乱了。

　　供应链的保障

　　李红萍也在疫情中改变了自己的原计划，她在大连经营着一家乐哈哈超市，开在甘井子区凌水社区，周边坐落着4个商业小区，人口密度很高。

　　这个春节，李红萍留守在大连开店，长期做生意让她做出预判，疫情期间，其他门店都要关门，自己的店只要还开着就有更多机会。

　　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对的，春节期间，她的店面流水是去年的三倍多，很多以往销售不太好的商品，都被抢空。

　　“买泡面的也不挑口味了，买调味料的也不在意品牌了，现在是不愁卖，只愁没货可卖。”李红萍说。

　　但这份因坚守而赚来的钱却有如“在刀尖上行走”，李红萍的超市旁有一家水果店，就因为有确诊患者曾进入过而被封闭，店员还被带走隔离。

　　“现在想到还是很后怕，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恐怕就不开店了。”李红萍坦言。

　　实际上，真正在疫情中坚守下来的便利小店并不算多数，大部分还是以品牌连锁便利店为主。

　　赵亮是大连罗森小平岛店的员工，疫情期间他们的店坚持着“24小时营业，全年无休”的准则。

　　赵亮介绍说，店里的情况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，周边主要是居民住宅，客源比较稳定。相反，罗森主打的饭团、熟食等抢购速度比以往更快，奶制品的需求也更高。

　　“疫情之后，店里关闭了堂食功能，即便如此，这些熟食还是卖的很快，每天早上9点是进货的时间，高峰期到了中午基本饭团就卖光了。”赵亮对说。

　　赵亮说，便利店能够继续保持营业主要是靠强大的供应链系统，其饭团等食材的加工商都是本地工厂，不会受到物流的制约，同时各类零食百货也能维持供应，这些都是支撑其持续营业的基础。

　　便利店在紧急时期提供服务在国外早已有先例，在日本，便利店有着“第四基础设施”的称号。这是因为许多门店都有警察、政府机关和非营利性机构服务的接入。持续探索便利店的社会性作用，这让便利店不仅销售商品，还能参与保障公共安全。

　　便利店们的新自救

　　在这次疫情中，中国本土的便利店也以自己的方式发挥着“应急救灾”的作用。基于互联网的发展优势，与电商平台的密切合作，便利店找到了新的出口。

　　便利店与美团、饿了么、京东到家等平台提供外卖服务，扩大服务半径；开在社区的便利店也能发挥“最后一公里”作用，成为电商平台的生鲜自提点。

　　刘彤华目前的重心就放在了生鲜生意上，他在春节前做了当地一家线上生鲜配送公司的区域代理，把社区周围的客人拉成了社群，每天用户线上下单，线下就可以到他门店提货，虽然毛利率不高，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带动他的便利店生意。

　　在此之前，便利店和生鲜卖场很难做到融合——对于习惯线下买菜的40、50后人群来说，便利店的价格偏高缺乏竞争力，再加上便利店的蔬菜品种数量有限，吸引不了大爷大妈们驻足精挑细选。

　　但在居家隔离期间，消费者对生鲜价格敏感度下降，便利店的地理优势得以发挥，恰好完成了两种业态的结合。

　　中石化旗下的易捷便利店的探索是，在已有的“一键到车”服务中上线蔬菜礼包组合。用户不需要下车，只需在加油时通过App购买，加油站的员工将商品直接放到你的后备箱中。中石化方面表示，卖菜服务在疫情过去之后还会继续实行。

　　没有条件引入生鲜菜场的便利店也灵活运用现有资源，比如江浙沪地区的罗森和7-Eleven推出整袋的冷冻食材，包括包子、烧味串等鲜食，既能为便利店销库存，也为消费者提供了便利。

　　对于便利店们来说，各种新的尝试和改变正在发生，无论是日系便利店的“中国化”改造，还是传统便利店的升级，它们都在用“最小”的形式，承载着居民的“最大”需求。